他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风灌进来，带着一股土腥味，但不冷。春天的风，虽然还是硬的，但已经不扎人了。

远处，后山的轮廓在暮色里渐渐模糊。他想起叶雨泽说的话：“桥的作用，不是站在上面，是让人走过去。”

他想起杨革勇说的话：“你现在，是个好样的。”

他想起哈布力大爷说的话：“不是应该，是愿意。”

他站在窗前，站了很久。

然后他掏出手机，给杨成龙发了一条信息。

“儿子，信收到了。你说得对，帮别人自己做决定，比替别人做决定难得多。但做对了，心里踏实。”

回复来得很快。

“爸，我在学农村发展学。叶归根也在学农业经济学。我们都在学怎么帮别人自己站起来。”

杨威看着那行字，笑了。

窗外，风停了。远处的天边，最后一丝光还没有完全消失，在地平线上留下一道浅浅的橘红色。

春天，真的要来了。

四月中旬，伦敦终于有了春天的意思。

校园里的树冒了新芽，嫩绿嫩绿的，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纸。草坪上的花开了，黄的白的紫的，一丛一丛的，风一吹就晃。

连空气都变了，不再是冬天那种湿冷的、黏糊糊的感觉，而是干燥的、清爽的，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。

叶归根和杨成龙坐在草坪上，面前摊着几本书和笔记本。阳光暖洋洋的，晒得人昏昏欲睡。

“你说，”叶归根躺下来，把书盖在脸上，“为什么伦敦的春天这么短？感觉刚来就走了。”

“因为好的东西都短。”杨成龙坐在旁边，翻着一本《农村发展学导论》，“军垦城的春天也短。杏花开了没几天就谢了。”

“但那几天好看啊。”叶归根的声音从书底下传出来，闷闷的。

“我小时候，每年春天，我奶奶都带我去看杏花。军垦城东边有一片杏树林，是我太爷爷那辈人种的。我奶奶说，那些树比她还老。”

杨成龙没说话。他想起了军垦城的春天，想起了杨革勇院子里的那棵老杏树。每年春天，杏花开了，粉白粉白的，风一吹，花瓣落了一地。

杨革勇就坐在树下，喝着茶，看着那些花瓣，一句话不说。

“归根，”杨成龙合上书，“你说你爷爷为什么让你来伦敦？不是去美国，不是回华夏，是来伦敦。”

叶归根把书从脸上拿开，坐起来。他的脸被书压出了一道红印子，看起来有点滑稽，但表情是认真的。

“我爷爷说，伦敦是个好地方。它在东西方之间，既不是东方，也不是西方。在这里，你能看到两边的东西，又不属于任何一边。”

杨成龙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。

“他还说，”叶归根继续说，“美国人做事太急，三个月就要看到结果。欧洲人太慢，三年都未必能动起来。中国人嘛，有时候太讲人情，有时候又太不讲人情。在伦敦，你能学到怎么在这中间找平衡。”

“那你找到了吗？”

叶归根摇摇头：“还没。但我开始懂了。”

两个人又沉默了。草坪上有几个学生在踢球，笑声传过来，远远的，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。

“成龙，”叶归根突然说，“你说，我们这一代人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”

杨成龙想了很久。

“是没有吃过苦，”他说，“但又知道吃苦的人是什么样子。”

叶归根看着他，眼睛里有一丝意外，然后笑了。

“你说得太对了。我们是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人，但造桥的人，是我们的爷爷、我们的爸爸。我们看到了风景，但不知道造桥有多难。”

“所以我们要学，”杨成龙说，“学怎么造桥。不是为了站上去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走过来。”

叶归根伸出手，杨成龙也伸出手。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，在春天的阳光下，在伦敦的草坪上。

“桥墩子。”叶归根说。

“桥墩子。”杨成龙说。

远处，钟楼的钟声响了，当当当的，传出去很远。

同一时刻，军垦城。

杨威站在平台小楼的屋顶上，看着整座城市。

阳光很好，天很蓝。远处的戈壁滩还是黄的，但近处的树绿了，田里的麦苗也绿了，一块一块的，像棋盘。

楼下，巴合提正在跟赵东学编程。哈布力大爷的孙子，学东西很快，半个月就把基本的数据处理学会了。林小雨在旁边看着，时不时指点两句。

张建疆刚从清水河回来，带来了一箱羊肉，说是牧民们送的。三百二十户牧民，每家凑了一只羊腿，装了满满一车。

“威哥，”张建疆爬上来，站在他旁边，“清水河牧场的羊，第一批已经发走了。广州那边的老板打电话来说，品质比红山牧场的还好，问我们能不能再加两千只。”

“加不了。”杨威说，“品质第一。不能为了数量砸了牌子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说的。”张建疆点了根烟，“对了，叶叔打电话来了。说下周来军垦城，想看看平台的情况。”

杨威点了点头。叶雨泽上次来，坐了三天，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这次来，大概是要说点什么了。

“建疆，”杨威说，“你说，我们这个平台，能做多大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