伦敦的冬天走得慢吞吞的，像一头老牛拉着破车，怎么赶都跑不起来。

但二月一过，天还是渐渐长了。下午四点钟，天还亮着，虽然还是灰蒙蒙的，但那股子阴冷劲儿，到底松快了些。

杨成龙从图书馆出来，手里抱着三本厚书，胳膊底下夹着一个牛皮纸信封。

信封是下午到的，从军垦城寄来，拆开一看，是杨威写的一封信。他爸很少写信，这次却写了满满两页纸。

他边走边看。

“儿子，平台启动两个月了，跟你说说情况。红山牧场的第三批羊出栏，品质比前两批都好。”

“广州那家餐厅签了三年合同，每年六千只。清水河牧场的路修了十五公里，剩下的开春继续。哈布力大爷的孙子考上了农大，学畜牧，毕业后回来帮忙。”

杨成龙看到这里，嘴角翘了一下。哈布力大爷赶了三天羊来送杨威的事，他听说了。那个倔老头，认准了一个人，就掏心掏肺地对人家好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你叶爷爷上周来公司了。天天在平台的小楼里坐着。他不说话，就看着大家干活。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：‘威子，你这座桥，开始有人走了。’”

杨成龙把信折好，塞进口袋里。他站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，看着远处的钟楼，站了一会儿。

手机响了。是叶归根。

“成龙，你到哪了？萨克斯教授的课要开始了，今天讲发展经济学的案例，说非洲的农业合作社呢。”

“马上来。”

他加快脚步，穿过小广场，经过那棵老橡树。树还是光秃秃的，但枝头的芽苞鼓起来了，像一颗颗绿色的小米粒，要凑近了才能看见。

教室里暖气开得很足，窗户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。

叶归根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旁边空着一个座，书包放在桌上占着。

杨成龙坐下来，叶归根递给他一杯咖啡。

“给你买了，美式，不加糖不加奶。跟你爸一个口味。”

杨成龙接过来，喝了一口，苦的，但暖手。

萨克斯教授走进来，六十多岁的老头，头发全白了，但腰板挺得笔直。

他在非洲干了二十年，跑过十几个国家，做过农业推广、做过小额信贷、做过合作社培训。

他的课不讲理论，讲案例，讲他见过的人、经历过的事。

“今天讲肯尼亚的一个农业合作社，”萨克斯教授把一摞资料放在讲台上。

“这个合作社在纳库鲁地区，三百户农民，种玉米和豆子。两年前，他们连种子钱都凑不齐。现在，他们的产品卖到了内罗毕的超市，年销售额四百万肯尼亚先令。”

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图，线条歪歪扭扭的，但意思很清楚：农户—合作社—加工—物流—市场。

“这个模式的关键是什么？”萨克斯教授转过身，看着教室里的学生，“不是资金，不是技术，是信任。”

“三百户农民把自家的收成交给合作社统一销售，他们凭什么相信合作社不会坑他们？凭什么相信会计不会把钱贪了？凭什么相信隔壁那户不会以次充好？”

教室里安静了几秒。然后一个声音响起来，带着一点西北口音的英语：

“因为他们是一起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人。”

所有人都转过头，看着叶归根。

叶归根坐得直直的，脸上的表情很认真，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。

萨克斯教授看着他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
“你说得对。信任不是签合同签出来的，是一起扛过事扛出来的。我在非洲待了二十年，见过最好的合作社，不是管理最规范的，而是最有凝聚力的。这种凝聚力从哪里来？从共同经历过苦难来。”

杨成龙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笔记本。他想起了红山牧场，想起了哈布力大爷赶着羊走了三天三夜来送杨威。

那不是合同，那是信任。

下课之后，两个人走出教学楼。天快黑了，路灯亮了，橘黄色的光洒在湿渌渌的石板路上。

“你刚才说的那句话，”杨成龙说，“是你爷爷说的吧？”

叶归根笑了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因为你说那句话的时候，语气跟他一模一样。”

叶归根没说话，低着头走了几步。

“我爷爷那个人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他不爱讲大道理。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‘归根，你要记住，人这一辈子，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，是做多少事。’我小时候不懂，觉得他在说空话。现在慢慢明白了。”

两个人走到岔路口，叶归根往左，杨成龙往右。

“明天周末，”叶归根说，“去我那吃饭？汉斯说要露一手，做德国香肠。”

“行。”

杨成龙回到宿舍，把书放在桌上，掏出杨威的信又看了一遍。然后他打开电脑，给杨威回了一封邮件。

“爸，信收到了。平台的事你好好干，我在伦敦也好好学。萨克斯教授今天讲非洲的农业合作社，我想到了红山牧场。你做的那些事，跟教授讲的案例一模一样。爸，你是好样的。”

邮件发出去，他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的天。

伦敦的夜空看不到星星，灯太亮了。但军垦城的夜空不一样，满天都是星星，密密麻麻的，像撒了一把盐。

他想起了小时候，杨威带他去后山看星星。他坐在他爸的肩膀上，仰着头，脖子都酸了，还是看不够。

“爸，那些星星是什么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