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灯。太爷爷他们点的灯。”

“点了多久了？”

“点了好几十年了。还会一直亮下去。”

他闭上眼睛，那些星星还在。

周六中午，杨成龙到叶归根宿舍的时候，汉斯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。

德国人的厨房跟实验室似的，锅碗瓢盆摆得整整齐齐，每种调料都用量杯量过。汉斯系着一条围裙，上面印着德国国旗，正用一把小秤称面粉。

“你这是在做饭还是在做化学实验？”杨成龙靠在门框上，看着那一排量杯量勺，忍不住笑了。

汉斯头也不抬：“精准是美食的灵魂。你们华夏人做饭太随意了，少许、适量，这算什么计量单位？”

叶归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腿上搁着一本《计量经济学导论》，正皱着眉头看一个公式。听到汉斯的话，他抬起头：

“我们华夏人做饭，靠的是手感。手感你懂吗？就是做了几千次之后，手一抓就知道多少。这叫经验，不叫随意。”

“经验就是没有标准化的借口。”汉斯一本正经地说。

叶归根摇摇头，懒得跟他争。他拍了拍旁边的沙发，示意杨成龙坐下，然后把书递过去。

“你看看这个。第七章，工具变量法。我看了三遍了，还是不太明白。”

杨成龙接过来看了一会儿。他的计量经济学比叶归根好一些，但这一章确实难。

“我也不太懂，”他诚实地说，“要不周一去问教授？”

“我问过了。”叶归根叹了口气，“教授讲了一遍，我好像懂了，回来又忘了。”

汉斯从厨房探出头来：“你们华夏人不是数学很好吗？”

“我是华夏人，不是数学家。”叶归根把书合上，扔到一边，“算了，先吃饭。吃饱了再说。”

汉斯做了德式香肠、土豆泥和酸菜，摆了满满一桌。他还买了一瓶德国啤酒，说是从家乡寄来的，一直没舍得喝。

“今天是好日子，”汉斯给大家倒上酒，“我妹妹昨天打电话来说，叶旖旎的新歌在欧洲音乐榜又上升了五名。现在排第十五。”

叶归根举起杯：“为了我妹妹。”

三个人碰了杯。啤酒是深色的，麦芽味很重，喝下去有一股焦香。

“归根，”汉斯放下杯子，认真地看着他，“你妹妹什么时候再来伦敦开演唱会？上次我没买到前排的票，这次我一定要买到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她现在在巴黎录音，说要写一首新歌，关于军垦城的。”

“军垦城？”汉斯的眼睛亮了，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叶归根想了想，说：“一个很远的地方。在华夏西北，戈壁滩边上。我太爷爷那辈人去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自己盖房子、开荒地、种树。现在是一座城市了。”

汉斯听得入神：“你妹妹去过吗？”

“当然去过，那是我们的家乡。”

杨成龙坐在一旁，慢慢地吃着土豆泥。汉斯这个德国人，追星追得理直气壮，从伦敦追到德国，又从德国追到巴黎，乐此不疲。

但他说不明白，叶旖旎的歌到底好在哪里。旋律好听，嗓音干净，但打动人的不是这些。

是歌里的那种东西——那种站在戈壁滩上，风呼呼地吹，身后是空无一人的荒野，但你心里有光的东西。

吃完饭，汉斯去洗碗。杨成龙帮叶归根收拾桌子，看到茶几上摊着一本笔记本，翻开的那页写着几行字：

“农业合作社的核心：信任。信任的基础：共同经历。共同经历的来源：苦难与奋斗。”

下面是萨克斯教授课上画的那张图，叶归根用汉语重新画了一遍，旁边密密麻麻地写着注释。

“你真的在认真学这个。”杨成龙说。

叶归根走过来，把笔记本合上。

“我跟你说过，我是认真的。”他靠在窗台上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“我爷爷当年在军垦城，一开始也是什么都干过。他不是学出来的，是干出来的。但我不一样，我没吃过那些苦，我得先学。”

窗外的天黑了，路灯亮了。对面宿舍楼的窗户里，一扇扇亮着灯，像一个个小方块。

“我爷爷说，”叶归根继续说，“他们那一代人是开路的人。我爸那一代人是修路的人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是走路的人。”

杨成龙没说话。他想起杨威信里的那句话：“这座桥，开始有人走了。”

“但走路的人，”叶归根转过头看着他，“也不能光走路。得一边走一边看，看路对不对，看桥稳不稳。看到不对的地方，得想办法修。看到不稳的地方，得想办法加固。”

“所以你学农业经济学？”

“不只是农业经济学。”叶归根走到桌前，翻开笔记本的扉页。上面写着一行字，字迹工工整整：

“基石与翅膀。”

“这是我的基金，”他说，“我去年成立的。规模不大，是我爷爷和我爸给的启动资金。我投了两个项目，一个在北非，一个在肯尼亚。都是农业相关的。”

杨成龙看着那行字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什么时候想好要做这个的？”

叶归根想了想，说：“在北非那次之后。”

他没有细说，杨成龙也没有追问。他知道叶归根在北非出过事，办事处被袭击，叶归根动用了家族的力量才摆平。

具体的细节他不清楚，但他知道那件事对叶归根影响很大。